和宋记室省中诗
《和宋记室省中诗》作者为南北朝诗人谢朓。其古诗全文如下：
落日飞鸟还。忧来不可极。
竹树澄远阴。云霞成异色。
怀归欲乘电。瞻言思解翼。
清扬婉禁居。秘此文墨职。
无叹阻琴尊。相从伊水侧。
【注释】
①乘电：驾御光电，比喻迅捷。《汉书·王褒传》：“追奔电，逐遗风，周流八极，万里一息。”
②解翼：犹言假翼。石崇《王明君辞》：“愿假飞鸿翼，乘之以遐征。”
③清扬：语出《诗经·野有蔓草》：“有美一人，清扬婉兮。”比喻美才。
④秘：犹闭。
【翻译】
无。
【赏析】
据唐代日本僧人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记载，唐诗人元兢曾与诸学士讨论谢朓这首诗，“诠其秀句”[1] 。诸学士皆以二联“行树澄远阴，云霞成异色”为最；元兢则以首联“落日飞鸟还，忧来不可极”为最。他说：“夫夕望者，莫不镕想烟霞，炼情林岫，然后畅其清调，发以绮词，俯行树之远阴，瞰云霞之异色”，这种水平，“中人以下”的诗人偶或亦可达到，不如“落日飞鸟还，忧来不可极”来得精妙绝伦。他的体会是，“谓扪心罕属，而举目增思，结意惟人，而缘情寄鸟，落日低照，即随望断，暮禽还集，则忧共飞来”，忍不住地赞叹：“美哉玄晖（谢朓字），何思之若是也！”于是诸学士咸皆推服称是。（以上均见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南卷》。引诗稍有异文，“飞鸟远”作“飞鸟还”，“竹树”作“行树”）现在姑且不论争论双方孰是孰非，他们围绕首二联“诠其秀句”，却是十分正确的。
从全诗的结构来看，首二联为一层，主要是写景，景中融入浓郁的思情；后三联为一层，则主要是畅怀摅思，发抒怀抱。而全诗的精魂正在首二联。首联写诗人披着落日余辉，目送暮鸟归飞，忧从中来，无穷无极。发语惊挺，造景宏阔，在苍茫阔大、杳渺幽深之中wWw.Slkj.oRg，隐隐透露出些许寥落沉沦之意。落日残阳，惨惨红色为全诗奠定了一个充满意蕴的基调，静止的炽热的色彩，逗引起诗人血脉中贯注着的无穷无极的忧思，随着斜阳西落，而渐渐升腾起来；而渐飞渐远的暮鸟，恰似一一脉无形的导线，把诗人的愁怀牵引得越来越远，最终隐没天际，淡化在残阳的殷惨血色之中。因此，首联的高妙之处，主要在于诗人把无可言喻的忧思融化在了残阳的殷殷血色的写照之中，使无影之情变有形之物呈有彩之色，直接诉诸读者的视觉形象，让读者从色彩的直观感受当中，体会到诗人那“不可极”的忧思。而“飞鸟”意象的引入，对于诗境的开掘尤具重要意义。
随着“飞鸟”的渐飞渐远，淡没于一抹夕阳之中，不仅渐次拉开了诗境的广度并拓展了深度，把杳邈神思牵引得愈加悠远深长，使诗境呈现出深幽而广袤的韵致；同时还在那横亘于天地之间的惨红色彩之中贯注了时间的流程，使静止的画面勃郁着流动的血脉，将残阳一般的忧思（或曰忧思一般的残阳）的丰富而复杂的意蕴，极其直观地、极富弹性地表现了出来。所以，“落日”、“飞鸟”，虽为寻常景象，但一经纳入诗人的心灵程序，灵心秀口粲然道出，便觉意蕴丰富，意味无穷。那一幅“落日飞鸟远”的图景，具有海涵地荷的容量，诗人的“忧来不可极”实已交织其中，蕴含其内，读者只需闭目沉思，口诵此句，便可恍然一睹诗人“扪心罕属而举目增思”那般忧思难极的形象。至于第二联“竹树澄远阴，云霞成异色”，则是诗人收视返听，从夕阳余辉中收回思绪，镇定心情以后，平芜眺望到的景色。诗人写道，落日余辉之下，远方竹子和树木洒下了清澄的荫影，天边云霞也时时呈现出奇异的光色。此联写景确属佳联秀句，造景清远秀逸，对仗工整自然，流露了诗人无限的雅爱之情与向往之意，颇堪讽诵。难怪唐代诸学士都一致称赏。然从情、景角度分析，其力度，其内蕴，诚非首联所能比拟。所以，尽管有的读者在具体感受上与遍照金刚不完全相同，但结论却是一致的。首联确为一篇之精策。
下一层三联，紧扣“忧来不可极”，完全转入抒情。第三联先交代“忧”的内容，实乃“怀归”之情。“乘电”、“解翼”，都是比喻归思心切，恨不得立时乘奔御电，假翼追风，回归到理想境界。值得注意的是，诗人这里的“怀归”，绝非身居京华，思归故里，而是一种人生理想——摒弃世间尘埃，返归山泉林壑，啸傲以长终——的抒发。末联“无叹阻琴尊，相从伊水侧”，即说明了这一点。他劝勉朋友不要叹息居住宫中，连琴酒之乐也不得遂意，表示将要尽快离开这里，一同到伊水之侧去归隐。第四联即紧承“怀归”意绪对诗人这种归隐思想滋生的原因作了交代。原来，诗人自富有清扬之才，不愿终日坐守一个小小的文墨之职。也就是说，他已厌薄了这“禁居”中的生活，官场险厄，仕途蹭蹬，既然徒有高才而无由施展，倒不如早早离开这是非之地，归隐山泉，徜徉自然，反可赢得心性的自由和解放。
此诗结构上前半写景、后半抒情的特征非常鲜明。这也是谢朓诗歌的一个比较显明的特征。但此诗由于未能将二者完美结合起来，所以前后之间的衔接略感生硬，意脉贯通稍欠圆润。尤其是后半部分造语不免有艰深之感，命意亦有重复之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全诗的完美性，造成了有佳句而无完篇的缺憾。《文选》入选谢朓诗数十首，偏偏没选这一首，原因大概亦正在此。钟嵘曾评谢朓诗“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善自发诗端，而末篇多踬”（《诗品》卷中），以论此诗，可谓切中肯綮。谢朓与钟嵘在诗论上有较深的交往，钟嵘此言，堪称知友之言。
至于此诗的创作时间，宋记室为何人，已不可确考。不过从谢朓履历和此诗所反映的情绪来看，似可推测与《直中书省》一诗作于同时，即在公元495年（建武二年）的春夏之交。诗题中的“省中”，当即指中书省，其时谢朓为中书郎，职掌帝王发布诏诰的事宜，恰与诗中“文墨职”相一致。此时已是谢朓创作的后期。他在公元493年（永明十一年），在荆州西府遭长史王秀之谗言，被召还都，从此他逐渐认清官场的险厄，产生了归隐思想，所以发而为诗，这一思想常有或真率或隐晦的流露，诗风亦变得深沉丰厚，秀丽中雅有凝重之韵。此诗即可作为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