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欢传
顾欢字景怡，是吴郡盐官人。祖父顾赳，晋朝隆安末年，为避战乱迁居到这里。顾欢年仅六七岁时写甲子，有三篇书简，顾欢分析推敲，便明白了六甲。家贫，其父让他驱赶田中麻雀，顾欢作了《黄雀赋》就回家了，麻雀把田中粮食毁了大半，其父大怒，想鞭打他，见到他的赋就没惩罚了。乡中有学馆，顾欢因家贫不能去学习，于是就在学馆墙外偷听，过wWw.slKj.oRg耳不忘。八岁时，就能诵读《孝经》、《诗经》、《论语》等。后来长大，笃志好学。母亲年老，他一边种田一边诵书，夜里就燃糠照明自学。同郡顾岂页之到县里，见了顾欢觉得他与众不同，就让他的几个儿子向顾欢学习，连孙子顾宪之，也一起向顾欢学习经句。顾欢二十几岁时，跟从豫章雷次宗请教玄学、儒学的有关思想。母亲亡故，顾欢六七天滴水不进，在母亲墓旁结庐，从此隐遁不再出仕，并在剡州的天台山开学馆招收门徒，前来受教的常有近百人。顾欢很早就成了孤儿，每次读《诗》到“哀哀父母”时，就拿著书痛哭。求学者于是便舍去《蓼莪篇》不再让他讲解。
太祖(萧道成)辅佐朝政，欣赏顾欢的风仪学问，便让他任扬州主簿，派中使迎接顾欢。到太祖即位，顾欢才到任。顾欢自称山谷臣顾欢，上表说：“有道是举网提纲，振裘抓领，能提纲挈领，毛目自然就展开了。因此道德便是纲，物势便是目。在上者能把纲理顺，则天下万机都会有条不紊；在下者如能把目展开，文武百官都会各尽其职。因此汤、武得势尊道，便统治长久，秦、项弃道任势，便身遭不幸。所以说天门有开有关，这是古已有之，四季变换常新，而衣着也相应更替。当今政权易主，朝廷改换，主上有意扶持明德，适时长育万物，广泛选拔人才，倾心听取民意，所以我这偏僻山沟里的愚夫，才敢于粗陈管见，谨将我删撰《老氏》写成的《治纲》一卷献上，不要因为我的鄙陋而遗弃我的良言，也不要因为我的卑微而废弃其中道理，这便是对下民的恩赐了。我将为此深感荣幸。如能有幸蒙皇上一览，则上下交泰，虽不求于民，民众也会甘心奉上，虽不祈于天，上天也会庇皇家，民悦天应，那么皇权就会巩固了，臣下我的志向都在幽深之地，无心于荣名地位，有清风云霞便能自足了，也不期望什么俸禄。陛下既然不远千里来寻求我，我怎敢不尽吐衷怀呢。我请求让我从此隐退。”
这时员外郎刘思效也上表直言陈见，说：“宋朝自大明以来，国势渐入凋敝，征收赋税较以往增多，国家府库尤其比过去贫乏。加之军事行动频繁，被破坏了的不能恢复，戍卒丁役伤残不足，粮食更是没有半点积存，老百姓嗷嗷无食，生存极其艰难。而权贵势要、富室大族，车马服饰，妓艺乐舞，争相奢丽；亭台池阁，府第宅院，竞趋豪华。甚至骄横到不许山泽之人饮用他们的水草。贫富对比如此南齐书强烈，正说明朝廷舍本逐末。陛下应当发布明诏，吐露德音，广施恩泽，严禁邪伪，减轻赋敛，简化徭役，禁绝奇丽的贿赂，取缔淫靡的倡优，改变时尚，合理运用文质，这正是伟大的事业啊！另外，彭、汴一带，尚有恶人的巢穴，青丘附近，还有狡贼的洞窟，他们虐害民众，破坏国法，残暴行径与日俱增。俗话说鬼泣旧泉，人悲故土，那里的老人孩子沦陷外族之手，正处于艰危惭恨之中。陛下也应当不辜负上天和下民对朝廷的期望和向往，派遣谋臣猛将，率领威武雄师、各路大军，全线出击，席卷万里，这样便足以摧毁恒山，饮干渤海，岂止是消灭那几个残余虏寇而已啊！”
皇上下诏说：“朕夜以继日，一心只考虑弘扬王道，做梦都想着增强国力，废寝忘食牵挂的都是这些，也算勤勉至极了。吴郡顾欢、散骑郎刘思效，一个作为平民，一个作为官员，都能够上书朝廷，献计献策，发言得体，正合朕心。现在把他们的表书发给大家，有关部门要择宜施行，及时汇报。顾欢最近已被征调任官，刘思效可经吏部考察予以提拔，以示对直言正论的表彰和鼓励。”顾欢东归时，皇上赐给他麈尾和素琴。
永明元年(483)，皇上下诏征调顾欢任太学博士，他的同郡顾黯任散骑郎。顾黯字长孺，有隐士的节操，他和顾欢都没出来就任。
顾欢晚年服用药食，不和世人联系，常常在早上走出房门来，便有山鸟飞到他手掌上来取食物。他信奉黄老之道，精通阴阳之术，他的术数推算每每灵验。当初在元嘉末年，他出了都城寄居东府，有一天忽然在柱子上题字：“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随后便东归了。后来太初(刘劬)弑逆，果然就在这一天。顾欢自知快要死了，便赋诗言志说：“精气因天行，游魂随物化。”到了自己推算的日子便死去。顾欢死在剡山，死后身体很柔软，当时六十四岁。他的遗体被运回来葬在祖坟地里，墓侧长出连理树来，县令江山图上表报告了这个现象。世祖(萧赜)下诏让顾欢的几个儿子编撰顾欢的《文议》三十卷。
佛道两家，教义本就不同，学者们往往互相非难诋毁，顾欢便着《夷夏论》说：
说起论辩是与非，应当依据圣人经典。还要追溯佛、道二教的源头，因此要引据二教的经句。道经上说：“老子入关到了天竺维卫国，国王夫人名叫净妙，老子趁她午睡时，乘着日精进入了净妙的口中，后年四月八日半夜子时，剖开净妙的左腋而诞生，落地时走了七步，从此佛教就兴起来了。”此事出自《玄妙内篇》。佛经上说：“释迦成佛，便有无量无边之劫数。”此说出自《法华无量寿》，还有的说：“为国师道士，儒林之宗。”此说出自《瑞应本起》。
本人认为：五帝、三皇，都曾拜师求教过，而国师道士，没有能超过老子、庄子的；儒林宗师，谁能比得了周公、孔子？若说孔子、老子不及佛祖，那么谁还能有这个资格？而且上引二经的意思，竟是如此吻合。道便是佛，佛也便是道。就其圣哲而言是一致的，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一个才华内蕴光照现实，一个发明灵性指示未来。道能够通达天下，因而无所不在；智可以遍及万物，因而无所不能。它们的途径不同，因而它们的方法也有一定分别。各自都要实现自己的本质，各自的表现也互不一样。因此端委缙绅，乃是华族的仪容，剪发敞怀，则是夷人的服饰。抱拳折腰，在内地表示恭敬；狐蹲狗踞，在外地表示庄重。棺木郭殡葬，这是中国人的丧礼制度，火烧水沉，那是西戎传统风俗。教人形体健全遵守礼节，历来都被接受赞美，而教人毁坏容貌扭曲性情，总会被人深恶痛绝。这岂止是人类的共同态度，连生物界也是如此，鸟中王兽中长，一般也就是它们的“佛”了，大千世界，圣人总是在不断产生的。一个宣扬五典，一个传播三乘，这恰似鸟王的鸣啼、兽长的吼叫。也如同教导华人便用华人的文字，改化夷人就要用夷人的语言。虽然说车和船都是交通工具，但有水路陆路的条件制约。佛和道都要达成教化，但有夷人和夏族的对象区别。如果说目标相同就可以互换方式，那么不就可以说马车可以在河流上行走，船只可以在陆地上航行么？现在有人要用华夏族的性情去效仿西戎人的规矩，既不全同，又不全异。下弃妻子儿子，上废祖宗父母。于是这些人从对华夏礼制的否定中，满足个人的嗜欲；又拿着西戎的规矩来排斥华夏的孝敬要求。他们实际上已经悖礼犯顺了，还没有人能察觉。如此流宕忘返，时间长了谁还能知道华夏的本性？而且物理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含道；事象之所以可践，就在于它近俗。如果舍弃华夏而效法夷狄，那么什么东西是我们自己的呢？如果说是道，则道本来就是一致的。如果说是俗，则俗早已面目全非了。
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沙门和道士刻舟守株，呆板不化，互相争论大小，攻击伤害。有的把道一分为二，有的将俗混为一谈。这无异于生硬地把不同的说成相同，把相同的割裂离异。这正是分歧的原因，南齐书混乱的根本。其实圣道虽同，途径却不一样，都是一起始于无端，终了于无末。涅船和仙化，都是一种手段。佛家号称正真，道家则号称正一。都是在说无死无生，从表述上看是不一样，但其实质没有二致。但无生的问题与人关系远，无死的问题却是关系至切。关系至切的说教可以改变人们的谦弱，而渺远的说教则可以退抑人们的夸强。佛教有文理但太博泛，道教较质朴但很精炼。精炼便不是粗人所能搞通的，而博泛又不是精人所能接受的。佛家的话华丽而有煽动性，道家的话质实而有收缩性。有收缩性则明悟之人能够独进，有煽动性则愚昧之人竞相近前。佛经繁琐但平易，道经简要但含蓄。含蓄则难窥奥妙，平易则易于推行。这便是二教的主要区别。
圣哲之人虽然无心于门户，但各人有各人的体系，既然不同形体的东西有不同的功用，那么也就应当根据不同对象强行教化。佛教重在破除恶，道教重在发扬善。发扬善就要崇尚自然，破除恶就得强调勇猛。佛家的施为光明广大，面向大众比较适合；道家的施为细密精微，针对个人比较便利。二教的优劣不同，大抵如此。
至于外族异域的各种仪式，叽哩咕噜的不同争辩，都和他们的习俗有关，像鸟语虫叫一般，由他们自己去听去解好了，用不着我们来述说和效仿。
顾欢虽然说二教精神一致，但他心里还是倾向道教的。宋朝的司徒袁粲曾讠乇名道人通公批驳顾欢，顾欢也作了反驳(其文略)。
明僧绍在《正二教论》中认为：“佛教旨在弄明始归，道教旨在保全生存，吝惜生存就容易走向片面，而弄明始归就容易走向圆通。如今道家称说长生不死，升天成仙之类，是和老子、庄子的本意大相径庭的。”文惠太子、竟陵王萧子良都信奉佛教。吴兴孟景翼是个道士，文惠太子把他召到玄圃园来，在众僧大会的时候，萧子良让孟景翼礼拜佛家，孟景翼不肯，萧子良便送他一部《十地经》，孟景翼编撰了《正一论》(大义略)拿来给太子仆周哄，周哄便和他辩难起来(文略)，他们你来我往的文章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记录了。
顾欢不大善于口辩，但善于笔写。他著作了《三名论》，很见功力，属于钟会《四本》那一派的。顾欢又注释王弼《易》中的二《系》，得到学者们的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