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庵文钞序
文言文《述庵文钞序》选自高中文言文大全，其古诗原文如下：
【原文】
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wWw.sLKj.orG绕，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之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夫天之生才，虽美不能无偏，故以能兼长者为贵。而兼之中又有害焉，岂非能尽其天之所与之量，而不以才自蔽者之难得与？
青浦王兰泉先生，其才天与之，三者皆具之才也。先生为文，有唐宋大家之高韵逸气，而议论考核，甚辨而不烦，极博而不芜，精到而意不至于竭尽。此善用其天与以能兼之才，而不以自喜之过而害其美者矣。先生历官多从戎旅，驰驱梁、益，周览万里，助威国家定绝域之奇功。因取异见骇闻之事与境，以发其瑰伟之辞为古文，人所未有。世以此谓天之助成先生之文章者，若独异于人。吾谓此不足为先生异，而先生能自尽其才，以善承天与者之为异也。
鼐少于京师识先生，时先生亦年才三十，而鼐心独贵其才。及先生仕至正卿，老归海上，自定其文曰《述庵文钞》四十卷，见寄于金陵。发而读之，自谓粗能知先生用意之深。恐天下学者读先生集，第叹服其美而或不明其所以美，是不可自隐其愚陋之识，而不为天下明告之也。若夫先生之持集及他著述，其体虽不必尽同于古文，而—以余此言求之，亦皆可得其美之大者云。
【注释】
（1）《述庵文钞》，清代王昶所著。王昶，字德甫，号述庵，学者称兰泉先生，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1754年（乾隆十九年）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着有《春融堂诗文集》六十八卷。
（2）三端：三个方面。端，端绪，头绪。
（3）义理：儒家所讲的道理，实际就是程朱理学历论之理，亦即方苞“义法”说中所讲的“义”。
（4）考证：对史实、名物、文字等的考订、核查与分析，是清代汉学家研究古籍的主要方法。姚鼐生活的时期，考证之风盛行。姚鼐文中常称“考证”为“考覈（核）”。
（5）相济：相辅相成。
（6）过：过分。
（7）语录：对口语的实录，不重文字修饰，古代记录授业、传道或言谈的文章称“语录体”，如《朱子语类》（记朱熹与门人问答的书）、《上蔡语录》（宋代曾恬记录谢良佐言论的书）。
（8）缴绕：缠绕、纷杂。
（9）不可了当：汉完没了。了当，了结。
（10）反以为病：反而因此成了弊病。
（11）害：坏，不足。
（12）天之所与之量：指天分。
（13）三者皆具之才：王昶通晓朱熹的理论，兼及薛瑄、王守仁等人的各家学说，且长于考证，辑有《金石萃编》。于诗词古文也颇有造诣。
（14）多从戎旅：长期随军征战。乾隆年间（1736—1796）中叶，云贵总督阿桂率师攻缅甸，王昶曾请随军效力，后理藩院尚书温福代替阿桂，又以王昶为幕府，王昶后来还曾分别随温福、阿桂两次讨伐金川。
（15）梁、益：古代州名，均在今四川省。
【翻译】
我曾经谈论过学问的事情，有三个方面，就是义理、考证、文章。这三个方面，如果好好地运用，就能够相辅相成；如果不好好运用，就可能会导致互相妨害。现今博学强识并且有良好的言行的人，其文章本来就高贵；孤陋寡闻并且学识浅薄的人，其文章本来就浅陋。但是世间有过于追求义理的人，他们的言辞杂乱没有条理，粗俗浅显，像语录体，没有文采；有过于追求考证的人，他们的文章就会到了琐碎繁绕的地步，言语没完没了。自以为文章美到了极点，却反而因此成了弊病，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对喜欢的东西喜欢得太过份，而在他应当选择的东西（事物）上面智性却变得愚钝糊涂了。天生有才能的人，他的文章虽美但不能没有偏重，所以能兼有三者长处的是最为宝贵的，然而兼具了众长之中也还是会有不足。（这样看来）难道充分运用上天给的才华，而且不因为才华而自我蒙蔽的人不是很难得的吗？
青浦王兰泉先生，他的才能是上天赐予的，是三者兼具的人才。先生写的文章，具有唐宋名家高雅的韵味，飘逸的气度，且文章议论考证，言辞漂亮却不烦琐，内容广博却不繁杂，精细周到却不会把意思说尽。这是因为他善用上天给他的、能兼长的才能，却不因为自己过分喜欢的缘故妨害文章之美。先生当官长期随军征战，在梁州、益州等地奔走，历览万里之景，辅助国家成就安定边疆的杰出功业。于是他取用这些奇异的见闻，阐发成为奇伟、卓异的言辞写成古文，这是别人所不曾有的。世人因此说那是上天帮助而成就了先生文章，好像唯独先生和别人不一样。我却说这并非是先生与众不同之处，先生能用尽自己(三者兼之)的才能，并好好地承受上天给予他的禀赋，这才是他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我年轻时在京城认识先生，当时先生才三十岁，我心里就很重视崇尚他的才能。到先生官至正卿，年老归来海上，自己修定文章名为《述庵文钞》，共四十卷，从金陵寄给我。打开来读，自认为能粗略地懂得先生深刻的用意。恐怕天下的读书人读先生的文集，只会叹服他优美的文辞，或许不明白个中的原因，所以我不能隐藏自己愚陋的见识，不能不清楚地（把这些见识）告诉天下人。至于先生的诗集和其他著述，体裁虽然不一定和古文相同，但一概用我这些话来探求，也都可以体会到其中极美妙的地方。
此文写于作者辞官后在江宁主持钟山书院时，这正是姚鼐聚徒讲学，张大桐城派古文旗号的时期。文中所论“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济的观点，是姚氏散文理论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